梅新育：指鹿为马与混淆郑和族属

前言

元宵节日已过，这个年彻底过完；祝福读者诸君兔年吉祥，全面开工大吉：

白宫、国会山和美国军队倾情献演的“流浪气球”闹剧把元宵的热闹气氛推向了高潮，热闹的元宵给癸卯大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送别虎年的纷扰疲劳，珍惜爱护度过奥密克戎劫波的长辈，争取收获更多的成果，期待身边和全国兔年如兔迎来更多的宝宝；不挤占元宵佳节欢庆的时光，癸卯正月十六，梅新育祝君及家人全面开工大吉！

简述此系列评论来龙去脉：

2022年12月，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两条推文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争议，其一称郑和为穆斯林，其二是用中阿英三种语言发推引用了一句话：“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并称此语出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但这两个说法都不合史实，而且潜藏引发国际国内政治争端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明确，郑和不是穆斯林，“求知到中国”不是圣训。

12月初，我写了第一篇《郑和不是穆斯林》（微信公号“梅新育论衡”文章链接：梅新育：郑和不是穆斯林），从正史记录、郑氏子孙族谱、文物等各方面说明“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郑和不是色目回回穆斯林。

1月，发出第二篇《郑和何曾姓过马？》（微信公号“梅新育论衡”文章链接：梅新育：郑和何曾姓过马？）；用正史记录说明郑和从未姓过马，“郑和”是其一直使用的本名而非赐姓名，宣称郑和出身色目回回家庭、本名马三宝、被赐姓名郑和之说不过是十足的捏造“发明历史”。

1月，发出第三篇《惨遭历史造假荼毒者何止郑和》，（微信公号“梅新育论衡”文章链接：梅新育：惨遭历史造假荼毒者何止郑和）；以明太祖朱元璋及其麾下开国元勋、海瑞、杨靖宇将军被说成回回穆斯林为例，剖析惨遭历史造假荼毒者远远不止郑和；以忽必烈时期名将重臣伯颜、成吉思汗弟弟后人忻都被说成色目回回穆斯林为例，说明历史造假受害者并不仅限于汉族。

1月，发出第四篇《编造“郑和下西洋传播伊斯兰教”何其荒谬》，（微信公号“梅新育论衡”文章链接：梅新育：编造“郑和下西洋传播伊斯兰教”何其荒谬）；分析某些人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传播伊斯兰教”、“郑和朝觐麦加”的说法何其荒谬，直言捏造郑和朝觐麦加之类“事迹”体现了一种危险的立场、政治认同与价值观，要害是背离中国立场。

本文是第五篇，也是这个系列评论中郑和族属之争内容的终篇，分析混淆郑和族属等众多攫夺中国历史名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道破这些做法体现了一种危险的立场、政治认同与价值观，其指鹿为马的“成功”更意味着颠覆性的风险。2016年以来，我国在民族宗教领域开展了全面、深刻的拨乱反正，对一些“历史发明”问题重灾区铁腕整顿；持之以恒深入拨乱反正，全面根治通过“发明历史”灌输去中国化立场、政治认同和价值观的行为，势在必行。

第六篇考证“求知到中国”不是圣训，初稿已经写好，择日发出。

从普通读者到学术界人士，此文得到了许多赞同支持，在此致谢。希望我的研究与直言，能够为反对伪造历史、主张正本清源、维护中华文明根基的同志们助一臂之力，能够有助于唤醒被伪造历史及其史观灌输欺骗太久的人们。

正文

三宝太监郑和不是色目回回穆斯林而是汉人、佛门弟子，因为“三宝”本来就是一个汉传佛教词汇，指代佛、法、僧“三宝”或佛教本身，“三宝太监郑和是穆斯林”这句话实质上就是说“大和尚郑和是穆斯林”，非常荒谬可笑；

因为《明史》郑和列传是汉人传主体例；

因为南京郑氏子孙族谱早已明确记载郑和是佛门弟子，郑和法名“福吉祥”是云南风格，表明他不仅从小就深受佛教氛围熏陶，而且是从幼年在云南家庭内就是如此；

因为郑和留下了众多佛道两教文物，但没有留下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文物，晚年也是在南京千年古刹修行养老；

因为南洋穆斯林国家三宝庙的传统形制、设施、庆典仪式等等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已经足以表明郑和与穆斯林身份无关；

因为宣称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的唯一“文物”依据——1894年云南昆阳和代村“发现”的所谓“郑和之父墓碑”纯属低级大胆造假；

“郑和”就是他的本名，根本不是本名“马三保”受赐姓名“郑和”，中国历史上受赐姓名是为人臣者莫大的荣誉之一，正史列传必定载入传主受赐姓名及更改名字记录，《明史·宦官传一·郑和列传》中只字未提郑和有过受赐姓名或更改姓名的记录，而《明史·宦官传一》有3位宦官传主有获赐姓名记录；

所谓“郑和下西洋传播伊斯兰教”、“郑和朝觐麦加”的说法于史无据，与大明下西洋迂回包抄帖木儿帝国的战略目标和明朝监察体制等等相悖，是没有依据而且完全不合正常逻辑的虚构幻想，更重要的是，炮制、宣扬这些是潜移默化灌输去中国化立场、政治认同和价值观。

……

人无廉耻，百事可为；从海瑞、郑和等一般的古代名臣名人到大明王朝皇室及其开国元勋，从古代人物到杨靖宇将军这种尚有子孙后人在世的中共党史军史人物，“发明历史”攫夺中国文化历史名人，将他们说成是少数民族，说成是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体格格不入的外来宗教信徒，这首先是一种没有正常荣辱观底线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些势力干出这些行为，暴露出他们政治认同、价值观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发明历史”攫夺中国文化历史名人并将自己伪造的历史搞成“政治正确”的“成功”，更潜藏着颠覆性政治风险。

一、指鹿为马的动机与后果

大规模“发明历史”，将中国文化历史名人说成是少数民族，说成是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体格格不入的外来宗教信徒，丝毫不顾其荒谬之处和对中国国家认同、中国立场的践踏，这已经踏破了正常荣辱观价值观的底线；能够动用官方力量炮制、强推这些东西，更意味着其潜在颠覆性后果正在逐步走向现实：

常遇春、沐英等大明开国元勋后人多年来一再声明自己家族是汉族而非回民，常遇春等人的后人中还不乏汉服运动积极分子，却不能改变众多官方出版物按照回民“学者”们的“论证”把“回民”身份强加于他们头上。

正史记载、众多郑和文物和郑和家族后人修订的族谱早已证实郑和是汉人、佛门弟子，郑和晚年在古刹养老，却挡不住有关部门在南京造出一座阿拉伯伊斯兰风格“郑和墓”，动用官方力量宣传郑和是穆斯林。

海瑞家族后人聚居琼山祖籍者至少300余人，有关部门、出版机构、原内蒙社科院副院长等等对正史记载和族谱、坟墓等众多文物视而不见，仍然强行将海瑞说成是回民，甚至堂而皇之刊发《出版回族历史人物读物应把握的原则——以〈话说中国〉为例》之类文章，炮制“海瑞买肉辱教”案文字狱，将低级谎言作为不可触犯的“政治正确”天条强加于中国人民。

明朝名臣马自强本是显而易见的汉族，回民“学者”们强行宣称他是回民；马自强家乡陕西大荔聚居的马自强家族后人数以万计，30多年来，大荔县政府对此视而不见，却在《大荔县地名志》、《大美大荔》、《五彩大荔》等官方出版物中按照回民“学者”们的口径声称马自强为回民。大荔马氏族人为祖先正名而不得不坚持不懈奋斗37年之久，最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具公函《关于马自强民族属性的答复》，认定马自强是汉族而与回民无关，方才得以使大荔县政府官方网站于2019年12月2日发布地方志办公室公告《关于马自强民族属性的声明》，要求全县相关单位就此纠正错误。

（参考阅读：梅新育：为尊严和史实而斗争）

大肆宣称广州怀圣寺为侨居广州的阿拉伯穆斯林于贞观元年（627年）捐资修建，用以纪念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事实上那一年整个穆斯林社团还在麦地那应对麦加同盟军围攻的生死存亡危机，穆罕默德死于贞观六年（632年），公认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点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使节来华，有关机构、人是在动用官方资源宣传阿拉伯人能够穿越时空，在他们入华之前24年的贞观元年，就跑到广州修建“怀圣寺”，纪念5年后病死的穆罕默德。

（参考阅读：梅新育：广州怀圣寺宣称的始建年代纯属编造）

……

这种肆无忌惮指鹿为马的“发明历史”操作之手已经伸向了中共党史、军史人物，包括尚有子女家属在世的党史军史人物，最突出者就是一些势力跨地区串联，企图把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说成是回民穆斯林，只因为他原名马尚德，并策划用少数民族优惠特权政策诱惑杨靖宇后人改换民族身份自称回民。

所有这一切，潜藏着什么样的颠覆性风险？让我们回顾“灭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回顾“指鹿为马”的典故，想一想赵高为什么要指鹿为马、赵高“成功”地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之后不久就干了什么？

二、结束语：拨乱反正务竟全功

铁腕打击暴恐等行为只是治末，树立中国认同才是治本；打着“民族团结”之类旗号“发明历史”，攫夺中国文化历史名人与成就，本质上是运用中国的资源炮制、灌输去中国化认同，是瓦解、摧毁中国根基。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无论在打击暴恐等外在行为上投入多少，最终效果都必然是徒劳的。看看在华最著名穆斯林作家张承志《沉默与公开》公然叫嚣“哦，土耳其人，你们不知我们的感动。你们不懂——伊斯坦布尔更是我们的首都！”（参考阅读：梅新育：今天的教科书审查会意义重大），看看许多去中国化外来宗教神职人员在《印度穆斯林的民族国家之路》等众多文章、言论中那种不屑掩饰的企图，……就不难明白多年来“发明历史”炮制、灌输去中国化认同的后果。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民族宗教领域众多问题的颠覆性风险，以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护国运动狙击清真食品立法企图为契机，我国在民族宗教领域开始了伟大的全面拨乱反正，多年来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伊斯兰化、阿拉伯化、沙化之风首当其冲：

理论与宣传理念开始从原来的人为制造、凸显所谓“少数民族特色”且族教捆绑转向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废除清真食品立法计划；

禁止伊斯兰教干预社会生活；

禁止“清真产业”与“伊斯兰金融”；

在服饰、建筑式样等方面全面矫正去中国化、伊斯兰化、阿拉伯化、沙化；

在新疆、宁夏等地开展全面深入整顿，对某些部门整顿改革，清除、整顿了相当一批已经爬上体制内高位的两面人，如恐怖组织“东伊运”新疆负责人希尔扎提·巴吾东，落马之前从基层公安局一路晋升到了乌鲁木齐市统战部长、新疆司法厅长、新疆政法委副书记等高位；

全面推广国语教育；

另起炉灶组织编写新的民族团结教材；

……

在这场伟大的拨乱反正中，一些“历史发明”问题重灾区得到了有力的纠正与整顿：

《回族研究》（CN64-1016/C）杂志经整改后，自2022年起正式更名为《民族学论丛》（CN64-1075/C）（国新出审【2021】1881号文），且不再收入北大、南大核心期刊目录。

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经发文《出版回族历史人物读物应把握的原则——以〈话说中国〉为例》，从而将“海瑞是回回穆斯林”的历史发明推上“政治正确”层次，炮制了“海瑞买肉辱教案”等一系列文字狱。也正是此文出笼前后的2006年5月，呼和浩特开工，耗费巨资将该市交通要道改建为所谓“伊斯兰风情街”，全路建筑一律改成西亚伊斯兰风格，成为全国标志性的建筑去中国化、伊斯兰化、阿拉伯化、沙化事件。十余年后的2020年，正值国际反华势力对华新冷战高潮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之时，长期号称“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爆发“塞北之役”，国家对此作出了有力反应；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建筑在全国部署中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改造，在此之前，2006年制造伊斯兰风情街时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和市长已经因严重违纪违法而相继落马。

（参考阅读：梅新育：塞北之役折射中美竞争关键）

……

意义更加深远的是，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护国运动狙击清真食品立法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大规模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成批自主挺身而出，对民族宗教领域的倒行逆施大声说“不”，强力狙击。一些部门、甚至是强力部门出身特定民族宗教背景人员将所谓民族宗教政策置于国家宪法原则之上、将民族宗教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而制造的事件，一些所谓“精英”、干部、甚至级别很高干部提出的众多打破底线主张，……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此之前，绝大部分都能堂而皇之被当作“正面”大张旗鼓宣传很多年，只有零星案例被揭露后引爆社会舆论；在此之后，很多很快就能被揭露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此前被当作“正面”堂而皇之公开宣扬的东西也被揭露出来公诸天下，然后得到强力纠正。

2015年，西安莲湖分局北院门派出所所长海鹰、警长白晋襄、蒲永常等人优待被抓维族盗贼，却虐待、非法关押见义勇为抓捕该维族盗贼的洛阳警察李辉峰，只能等到李辉峰返回洛阳后上网揭露，方才得以纠正。2016年，清真食品立法计划已被废除、拨乱反正进程已经启动，爱国道士梁兴扬因抨击对我党我军欠下滔天血债的马匪军头目马步芳而遭西安“白队长”与当地民委迫害；出身特定民族宗教背景当地干部提案要求，将西安1990年代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回民街”所在区域内党政机构等等全部迁出，动用国家资源把这片中国古都中心城区改造为回民独占区域，将中央驻地所在的北京西城区定为“少数民族特色区”而投入更多资源大搞“清真”，等等事情，都较快得到了揭露和纠正。中国人民的觉醒，为中国民族宗教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是基于这些成就，2022年大会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方才自信地宣示：“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第一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从更长历史跨度上看，新时代十年间哪怕其它任何事情都没有做，单凭民族宗教领域启动拨乱反正一项，就已经对中国国家、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了国家根基稳固、长治久安，为了国家统一不可动摇，随着这个领域拨乱反正的深化，对通过“发明历史”灌输去中国化立场、政治认同和价值观的行为，也该全面根治了。 

（初稿2023.1.18，修订2023.1.31，三稿2023.2.1，仅代表个人意见）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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